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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跟鞋、玻璃丝袜、金丝边眼镜

“老法头”的苏州人都穿布鞋的,家里老太太的“百纳底”自然是软和轻便的,所以,第一双皮鞋在苏州面市的时候,可是引起轩然大波的,实打实的厚牛皮,平日里做个箱子,已经是奢侈品了,平白的踩在脚底下,自然是生硬了,而且还贵,完全不符合苏州人的小生活的。

不过,辛亥革命一来,变了天了,新花样自然百出,让人眼花缭乱。

说起皮鞋,当年在苏州,如果戎镒昌认第二,那定没有人家敢认第一的了。早在1911年,戎镒昌皮件就先后在南洋劝业会及莱比锡、芝加哥博览会上获过奖。

当年的沪宁线上,戎镒昌闻名遐迩,常州德泰盛、镇江新泰恒、南京下关新润昌等著名皮件店、广货号,都设戎镒昌特约经销点。特别是在上海南京西路上的分号,店门口还配上块英文译音的招牌——“YOUR-CHANCE”,读音是按广东话翻的,含义却是极好的,“你的机会”,为了抓住机会,碰碰运气,在当时动荡的环境里,倒是挺契合。

虽然大国学家章太炎,在他的西式婚礼上,因为穿反了一双皮鞋闹出的笑话,传了近百年,但是,皮鞋还是以势不可挡的趋势,革命了人们的生活。苏州文豪陆文夫在《二遇周泰》中就曾经用戎镒昌鞋店出售的一双皮鞋,连接了昨天和今天两代人的憧憬和希望。

上个世纪20年代,高跟皮鞋的流行,更是把苏州姑娘的亭亭玉立,衬托得婀娜多姿。

在苏州,最初穿上高跟鞋的,可不是人们传统印象女明星了,教会学校的女学生才是先锋。东吴大学这些说着英文、接受着西式教育的女学生,对时尚,是最为敏感的。

月白色竹布褂,烫得平平整整;下面是一条短齐膝盖头的印度绸的黑裙子,长统麻纱袜子,配上一双刷得一干二净的篮球鞋。这本来是女学生的标准装束,不过,高跟皮鞋一来,篮球鞋自然就换成了三寸高跟了。

到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苏州,大家闺秀也好,小家碧玉也罢;淑女名媛也好,风尘女子也罢,只要到了十六七岁一律穿起高跟鞋,追逐着最靓丽的时尚潮,有鞋面裹在脚背上只在脚趾上露一个洞的鱼口鞋;有黑白皮面拼接;有浅口的;有鞋面上缀有一只蝴蝶结的,琳琅的款式,与现今几乎别无二致。

不过,也有例外。

过去生活在苏州,养尊处优、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千金小姐张兆和自从嫁给了沈从文这个穷书生,就收起了少女时代所有的玩心和理想,她留长了一头黑发,本本分分做起了家庭主妇,她曾经写信给沈从文,“不许你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

张大小姐的娇嗔,自是说得人心都要化了的,而沈大文人对妻子的宠溺,如今看来也是领先一步走上了时尚之路的。

【贰】

和高跟皮鞋、修身旗袍一起流行开来的,当然还有玻璃丝袜。

1924年,泰戈尔来到中国,作为中国知性女性代表的林徽因和夫君梁思成一起陪泰戈尔游览名胜,而当时林徽因的时髦装束,就是呢子大衣、黑色小礼帽,穿着黑色的丝袜和高跟鞋。这张照片,被时尚的教会女学生们,奉为时尚圭臬。

那时候的女学生已经开始身着紧身衫袄,下身是长及小腿的黑色长裙,裙底已经露出深色丝袜。这时的丝袜素净而不张扬,材料多由丝、棉构成,但这已经大大吸引了国人的眼球,让城市女性视为时髦而纷纷效仿。

不过,当时的丝袜,在很多人眼里仍是件稀罕物件,柏杨先生曾经写道:“记得玻璃丝袜初流行时,我在重庆,一个女学生来访,蒙其告曰:‘玻璃丝袜是透明的,穿了跟没有穿一样。’言毕指其玉腿以证明之,不禁大惑——此惑至今未解。”

最初的丝袜都是手工缝合的,每条袜子后面都会有一根线,而不菲的价格让平民妇女望而却步,这还一度成为苏州富家小姐的嫁妆。当年南京市长刘纪文受到弹劾,原因仅是刘夫人花了二十五元买了一双丝袜。要知道在当时二十五元足够满足普通市民一家人一个月的基本生活了。

爱美却买不起丝袜的姑娘们,又想出了一招,在腿上,用颜料“涂”出了丝袜的颜色,包括小腿肚上的那一根线,模仿得惟妙惟肖。

不过,很快,丝袜的价格就降了下来,抗日战争胜利后,玻璃丝袜大量在中国倾销。

苏州作家包天笑就曾经在他的作品《上海春秋》称上海最初是由先施、永安两大公司经营“环球百货”销售洋货,时价为每双1元,分黑、白两种颜色。丝袜的流行,还衍生出了一个新的行当:修补丝袜,观前街边的小巷里,宫巷的街角边,都会隐匿着这样的绝活高人。这样的行当当然是大受女眷们的欢迎的,不小心钩破了丝袜,自然不用再捶胸顿足了,小小修补,自是不用再重掏腰包了。

【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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